近日，《读书》杂志2025年第4期发表了我系退休教师周建漳教授的文章《哥文的妙谛》，该文是周教授为其翻译的哥文（Charles Michael Gelven）的两部著作（《真理与存在》和《于思之际，何所发生》）所写的评论。

附：周建漳教授的书评。

哥文的妙谛

哥文（Charles Michael Gelven，1937—2018）是北伊利诺伊大学哲学校级研究教授（Presidential Research Professor of Philosophy），一位在海德格尔研究上不多见的能“接着讲”的学者。其33岁时发表的处女作《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评注》即出手不凡，有日文和法文版行世。张汝伦教授——这是中文世界中迄今我见到唯一提及哥文者——称道其“深入浅出，要言不烦，可观之处不少”。此书并于出版十九年后的1989年出了修订版，其学术生命力可见一斑。但是，除了这本处女作是规范的海学阐释外，其尔后的十余本著作均非亦步亦趋“照着讲”的阐释，而是自出机杼“接着讲”，这不但出于其独特的学思选择，亦是其学问臻于化境的表现。然而，哥文虽著述甚丰，且基本上都是由宾州大学、纽约州立及圣母大学等知名学术出版社出版，但通篇没有通常学术著作例有的脚注和参考文献。根据他当年在北伊利诺伊大学的学生、当今美国海学权威、莱斯大学克洛威尔教授（Steven G.Crowell）的电邮，哥文“从不参加学术会议与活动”，因此，他不但在中文世界中藉藉无名，即便在美国海学圈子里亦几无声名。克洛威尔说，“在海德格尔圈子里我从没见到有人引用他的著作”，虽然“也许有我没见到的”。与此相映成趣的是，“他的书总在印着，应该卖得不错”。与海德格尔“哲学王”的抱负不同，哥文这位学士隐士刻意选择的“见众生”的哲学道路，此中未尝没有对海氏“格拉古之惑”的清醒反思。

我于2005-06学年在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当弗里曼学者时在芝加哥大学周边一二手书店买了他这本《真理与存在》后一直搁在书架上没有打开来读过，直到2013年前后于“真理缠身”之际方才“相见恨晚”地“一见倾心”，进而以“车马轻裘，与朋友共”的心情将之翻译出来。于千万里外与哥文不期而遇，用张爱玲的话说，是于“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今“既见君子”，实不欲其与中文世界失之交臂。哥文有本书的名字是《为什么是我？》，这是他依遭遇命运不幸者不平之鸣的声口引出“命运”话题的哲学论著，其实，命运没有理由，但为什么是哥文自有其理由。

应该说哥文并非海德格尔式开宗立派的大师，其学于海氏无分庭抗礼之势，但亦自有主张，有推陈出新之实。如果说海德格尔的代表作——至少之一——是《存在与时间》，哥文的代表作《真理与存在》（Truth and Existence）在书名上即显示出与海氏之作有趣的对应，在此，“真理”被突显为主题，而“存在”“Being”在“是”之外“Existence”维度得到强调。传统真理观如“符合论”等实质性真理理论以及塔斯基之后当代语言哲学关于真的“缩简论”语义分析囿于认知视野，以科学为真理的理论原型，对于这种真理观来说，“今天不是科学或者至少不以科学为模型的东西还能被严肃地当作‘真理’吗？（卡普托《真理》，第21页），它在实际上将研究者之外的普通人拒于真理门庭之外。而在海德格尔等欧陆哲学家看来，真理首先是我们在生活世界中与真实存在（true being）的遭遇，是存在真义的澄明与敞开，与科学上的真知相比，这才是第一义或者说逻辑在先的真。

作为在海德格尔门墙之下的美国学者，哥文于海氏之后对上述偏狭的真理观不以为然，他在海德格尔真理之为“无蔽”的观点基础上“接着讲”，在概念上明确将以科学认识与存在（人文性）理解为理论原型的两种真理分别标示为“真”和“真理”：“‘真理’所在的是这样的场域，其问题是关于在本质中所揭示的意义。‘真’所在的是这样的场域，其中知识给出最终的答案。”（《真理与存在》中译第132页。下同）不论是科学真知还是作为理解真谛，二者在纯形式的直接意义上均为“令提问有意义的东西”，或者说疑问止于真理。不过，科学止于答案，理解止于本质（essence）呈现。如果说科学真知是经由特定方法论程序捕捉和验证的，我们在特定境遇下与世界和自我真际（本质）的遭遇是一种降临在我们身上的事件，面对它，我们除了确信、接受、承担、输诚，不再（可能）追问，没有（进一步）解释且不容有惑，这时“我们不是在说知识，但仍然说的是真理”（第134页）在此，哥文拈出“终极性”作为各种真理的基本特征，而欣悦（pleasure）、命运、罪责和美则是人类遭遇存在真理的四种典型经验处境，在现象学的意义上，这同时也就是真理呈现的四种面相（faces）。

欣悦直白而言就是乐意，英文中对他人感谢的回答“my pleasure”直译就是“我乐意”。满足欲望带来欣快感，但欣悦不是这个意思。欲望为人与动物所共有，通常以前此匮乏的摆脱为特征，目的性明确。饥食渴饮有快感，但一旦满足就失去意义。欣悦无目的，或者说自成目的，不假外求。一个肯加班工作的人可能是为了多挣钱，挣钱是为了譬如说买船，买船则是因为热爱航海，句号。因热爱而欣悦就是一切，无需也没有解释，在此，“欣悦意味着具有自我意识的存在者因自身的缘故而非前此匮乏而来的满意”，（第77页）这不禁让人想到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所论述的“游戏”概念，以及张爱玲笔下对此充满感情的描述：那个在收摊后的菜场上骑车少年放开双手的一刹那，“满街的人都充满了不可理喻的景仰之心”，“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吧？”（《张爱玲散文全编》，第26页。）在超越性（“放双手”之喻）的层面上，欣悦甚至是“较之幸福更直接和在存在上更本源的概念，因为我可以问自己是否真的幸福，但不会问自己是否真的欣悦。”（第92页）欣悦是“非自然的”，因此，“它是我们的存在被证明是重要的最基本方式。”（第95页）欣悦本质上不是肉身性的，性爱中欣悦的真谛不是因欲望而来的强烈快感，而是男性与女性、阳刚与阴柔的意义揭示，在“学以成人”的意义上就是“将欣悦……理解为真理的源泉”。（第96页）

欣悦当然不是存在的全部，苦难同样是人生题中应有之义，由此转入“命运”话题。命运有幸与不幸，但二者均非应得，而是赐予。一个年青女子在生下孩子不久罹患重病，而那个曾经信誓旦旦要爱她到海枯石烂的男子此时却抛下母子，转身离去，面对如此残酷的打击，她不禁要问苍天，“为什么是我？”相信这也是例如“罗蜜欧与朱丽叶”之问。然而，命运类似于佛家所谓的“无常”，它是人生的本相，本身没有为什么即没有理由，与一个人的言行、德性也无直接关系，并且不能用机遇来解释。作为生命的意外馈赠，命运非理性所能解释，更不用说改变，古希腊智者说：相信的人，跟着走，不相信者，被命运拖着走，总之，唯有承受。

关于命运的偶然却不可避免性，从古希腊直到莎士比亚的悲剧提供了“很可能是我们所能有的唯一最好的资源”。（第101页）罗蜜欧与朱丽叶的爱情悲剧中充满各种阴差阳错，从他（她）们的相遇，到劳伦斯修士让朱丽叶服药假死的疯狂计划：没有什么像样的理由他派去的使者最终没能及时见到罗蜜欧，朱丽叶只要早醒不过几分钟，罗蜜欧就不会因绝望而殉死。剧中充满了各种细小微茫的“如果”和“只要”，但我们在故事的展开中却感受到“有一种奇特的不可避免的逻辑”，（第102页）因而不因其为虚构而视之为虚假。命运虽无法预知、不可控制，但事情就是这样一步步走向其结局的，因而完全是可思议的，因为，这就是世界与人的某种真相，“令思想可能的是真理”，（第113页），并且如悲剧所示，真理在故事中展开与呈现。故事之开端、中段与结局与时间之过去、现在、将来之间有着并非偶然的内在联系，在此，“真理之为故事”（第149页）不但为海德格尔存在的时间性视域更进一解，并且是对真理之为“解蔽”的创造性阐发，在此，“真理不是‘展开或揭示的东西’，而就是实际展开本身。”（第152页）

不可控的命运虽然可能影响巨大，但毕竟不是生活的全部，其存在与自由并行不悖，由此牵涉到人遭遇真理的另一存在境遇：“罪责”。自由意味着罪责是人不可归约和不可推诿的责任。罪责主要当然不是在刑事甚至道德意义上说的，它指的是人在认知和行事上内在的有限性即不完美性，从根本上说，人之为人就在于可以被问责（to be is to be guilty），如果一个人不能被归责，那等于说他（她）完全无足轻重，与动物无异：我们实际上没法责备动物的“狼心狗肺”。在此，“可承担罪责是有意义的自我意识概念的本质特征。”（第117页）此外，正因为罪的逻辑在先性，无罪事实上才是可能从而可贵的。

最后，“美”。如康德所说，美是非目的性的，它没有理由——不可方物——或者说自成理由。并且，美如柏拉图所说既是理念，又具有直观明证性。美不是俗所谓的“漂亮”，不属于佛家的所谓“色”。浮士德为甘丽卿因善之美不惜将灵魂付于魔鬼，堂·何塞为了卡门甘愿牺牲军人的忠诚与名誉。能为美牺牲或者说“输诚”于美展示了人存在的高贵一面，而在对应的意义上，这意味着世界于成败、是非之上尚有美丑，或者说，我们所在的生活世界除了是我们的“家园”，并且是“裁断庭”。它告诉我们，“如果真理要是重要的，世界必须是怎么样的”。（第257页）关于主体层面此在存在的真理同时映射人所栖居之世界的真理，即世界之为“历史”、“家园”、“裁判所” 的面相。在“探索者”与“世界”之间，哥文为我们呈现了一个真理的完整图景。

与科学式真知之为真假对峙的“正确性真理”不同，存在真理作为“显露的真理”（索科拉夫斯基：《现象学导论》）具有明显的现象学维度。在此，关于真理的提问不再是“真理是什么”，而是真理作为“事情本身”如何在特定境遇下降临我们或者向我们呈现。在这一维度上，真理非抽象理性思维的产物，而是比如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所概括的“艺术”、“历史”以及“语言”中呈现的“真理经验”，在存在论视野下，真理的本义并非认识论限度内的“是真的”（being true），而是人与世界存在真意（true being）的呈现与洞明。前者诚然“可以维生”，唯后者令我们可以“不虚此生”。值得强调的是，如果说认识论包括语言哲学下的真理观根本上都属于二阶“真理哲学”，而现象学与存在论真理除此之外还给出一阶“哲学真理”：“‘雪是白的’是真的……”只是例句，而哥文上述关于真理的欣悦等面相的阐释则是存在真理具足实质意义的真实例示。

以上所述实为哥文真理论述的最简梗概，《真理与存在》体不大而思精，全书五个部分，从“提出问题”到“确立论域”，于批评前此真理思考中的种种“迷思”后在概念上给出“真”与“真理”的分野，尔后其主体部分中“探索者”和“世界”相互映衬，对其真理观展开全面论述，其中“欣悦”等四种终极性真理现象同时是在与对应的“苦难”、“自由”、“宽恕”与“龌龊”诸范畴的辩证探究中展开的。全书最后收于“真理与思想”，深入探讨了真理的确定性以及真理与勇敢的关系等论题。比如，他对莱辛在上帝左右手所握的“真理”与“真理追求”间选择后者而非前者的道理、真理与理性和真理与勇敢的关系，以及真理在有用之上内在自足价值之所在，都有不俗的见解和深入浅出的探讨。比如，真理未必都对我们有好处，但真理之好不在其用。在真理问题上，勇敢通常意味着坚持真理和说真话的勇气，但哥文强调的是，由于我们的有限性，在追求真理的奋斗中我们未必有胜算，但真理要求我们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因为，真理虽然“不保证成功，不一定有用”（梁文道“看理想”视频导语），却自有其内在价值，“真理值得”。（truth matters）类似这样的高见妙论可以说遍在哥文其书各处，欲知其诸般胜义之全豹，非细读《真理与存在》不办。此外，他的另一本《于思之际，何所发生》对真理另有一番阐发，曰：真理重要，真理发生，真理使……能，真理揭示，真理要求，就此对真理的内在价值、真理的规范性、前提性等一一加以阐述，其中“真理揭示”在某种意义上的确就是海德格尔的观点，但却具有独立且先于他的论述的意思，在此，“真理所揭示的是意义或者说可思议性”。（《于思之际，何所发生》，第102页）

作为哥文著作的译介者，我认为，他值得重视并且应该被亲近的根本理由，在于其书深刻的学术性与富于启发的思想见地高度统一的特色。伟大的哲学家不乏学理上的深刻性，但不但让对哲学有兴趣的一般读者望尘莫及，其为学门道即便对专业哲学工作者来说也未必都是可资取法的恰当对象，而坊间面向求贤若渴读者的那些哲理性散文通常亲切有余，但思想含量欠奉，没有人会基于学术理由去读这类书。哥文书不以学术专著面目示人，但丝毫不缺乏思想的深刻性与理性论证，其副标题“哲学的探索”诚非虚文。因此，对于专业哲学研究者，哥文其著是很有价值的参考书，而对那些出于人生困惑而欲亲近哲学者，哥文对莎士比亚、歌德、莱辛以及“卡门”、“豌豆公主”信手拈来的妙手文章，令人得闻哲学高冷气质背后真实的人间气息与胜义妙谛。哥氏当年在北依利诺伊大学的及门弟子克洛威尔教授在《真理与存在》的推荐语盛赞其书是“对存在思想极有价值的贡献”，同时在写作上“从来没有见到写得这么好，这么具有可读性”的哲学著作，的是确论。坦率的说，对于譬如业余翻译了《海德格尔导论》的陈直这样一些可敬的哲学爱好者，哥文这位不惮“说家常话”的“真佛”其实是比海德格尔远为可亲可近的引路人。说到这里，最后我愿对翻译哥文的意义略进一言。对于人所共知的大家，中文翻译的意义主要是语言转换，方便——不但是不通外文的！——读者，而对于像哥文这样“级别”的哲学隐者，翻译实兼具“选学”功能，为读者捡漏。见着这个漏的读者，您得着了（删去数字）。

（迈克尔·哥文：《真理与存在》、《于思之际，何所发生》，周建漳译，2024年7月湖北崇文书局）

素材来源：周建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