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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与当代中国系列讲座”第二讲报道
作者:    文章来源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9/06/26

儒学与当代中国系列讲座”第二讲报道:

郭晓东:《维新与守旧之争:论康有为与苏舆对董仲舒的不同诠释》

2019年6月24日15:00,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主办的“儒学与当代中国”系列讲座第二场在南光一320会议室举办,由复旦大学哲学系郭晓东教授主讲,讲座主题为“维新与守旧之争:论康有为与苏舆对董仲舒的不同诠释”。厦门大学国学院院长、人文学院副院长朱人求教授主持了本次讲座。

郭晓东教授现任复旦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教研室主任,复旦大学上海儒学院秘书长,中华孔子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曾任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香港中文大学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中心访问学者。主要从事儒家经学与宋明理学的研究,著有《识仁与定性----工夫论视域下的程明道哲学研究》(2006)、《宋明理学》(合著,2009)《经学、道学与经典诠释》(2011)、《戴氏注论语小疏》(2014)、《春秋公羊学史》(合著,2017),整理古籍有《春秋正辞》(2014)、《雕菰楼经学九种》(2016)等,另在《中国哲学史》、《复旦学报》、《哲学与文化》、《退溪学报》等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六十余篇。

本次讲座,郭教授分享了晚清学者康有为与苏舆之间关于董仲舒思想的争论。郭教授指出,汉代时董仲舒写出《春秋繁露》一书,但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直到南宋楼钥才校出一个定本,但明代的翻刻本又错讹百出,直到清代今文学兴起,才真正深入到董仲舒的思想内部,把握到《春秋繁露》的精义。郭教授认为,晚清诠释董仲舒最重要的两部著作,一部是康有为的《春秋董氏学》,另一部是苏舆的《春秋繁露义证》。在康有为看来,董仲舒以超越文本之外的“口说”传《春秋》之微言,而《春秋》微言首推“素王改制”之说,于是他通过发明“素王改制”之微言来表达自己的学术思想和政治主张。康氏的做法遭到了叶德辉等翼教学者的猛烈批评。在“维新派”与“守旧派”的斗争背景下,苏舆以古文经学的方法与思维方式著作了《春秋繁露义证》,主要从“口说与微言”和“改制之说”两面反驳康有为对董仲舒的理解:

1、关于孔子至董仲舒以来的“口说”与“微言,苏舆并没有简单予以否认。一方面,他承认两者的合法性和必要性,但认为“口说”的表达会随着时间流逝而逐渐失真,因此康有为在两千年后以“口说”解读《春秋》未必合乎时宜;另一方面,涉及到“微言”的具体内容,他还是与康有为产生了较大的分歧。

2、康有为借助董仲舒《三代改制质文》大倡“改制”之说,这在苏舆看来并不符合董仲舒的本义。通过考证,苏舆认为《春秋》是“立义”之书,而不是“改制”之书,所以在董仲舒那里的“改制”并非国家制度,而是“天子大礼”,只有仪式性的象征意义。这在事实上抽空了康有为“改制”说实质性的政治内涵。从反面来讲,“仁义礼乐”之“道”是不可改的,康有为的做法是“乱成宪,坠纲常”,已经超出仪式而挑战基本的人伦,因而在学理与实践上都存在问题。

郭教授总结道: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康有为对经典做出合乎时代精神的新诠释,他大致把握住了公羊学的精神,但其具体主张却未必能立得住;而苏舆试图从公羊学内部正本清源来证明康学之伪,但由于混同“三传”、折衷古今,杂糅汉宋,是在今文经学之外进行批评,因而虽曰“操戈”实未“入室”,不能真正折服康有为。但相较于其他翼教学者,苏舆更加表现出一种客观而冷静的清儒学术风范。

在提问环节,郭教授与朱人求教授、陈强副教授对清代学术史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并解答了同学们关于今文经学与“公羊学”的诸多疑问。最后,郭晓东教授、朱人求教授与同学们一同合影留念,本场讲座顺利结束。

                                                      (朱人求教授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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